殺人魔王盛世才，緣何得以全身而終？（之一）

長子盛振甲又育有子女七人，長子便是盛世才。

盛世才有四個弟弟，兩個妹妹。

大弟盛世英，後來出任了新疆運輸管理局的副局長。

二弟盛世駿，在新疆軍官 ... MdEditor 殺人魔王盛世才，緣何得以全身而終？（之一） 語言:CN/TW/HK 時間 2021-05-0107:41:11 杜雪巍 主題: 歷史 盛世才殺人魔王，盛氏鐵幕（之一）杜雪巍1930年10月10日，盛世才夫婦從南京取道東北，後經蘇聯西伯利亞進入新疆塔城，最後到達迪化。

盛是金樹仁的同鄉魯效祖赴南京公幹時順道替金樹仁物色、引進的一名懂軍事的高階人才。

盛世才初到迪化時便住在魯效祖家裡。

哈密事變爆發後，金樹仁不得已啟用盛世才擔任了東路軍剿匪總指揮。

從此，手握兵權的盛世才在兩年後的“四一二政變”時，瞬間便攫取了新疆的軍政大權。

盛世才上臺時曾標榜軍民分治，軍不幹政，實際上其是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盛世才藉助蘇聯紅軍之手打敗了政治對手馬仲英與張培元，成為獨霸一方的新疆督辦。

上臺初期，盛世才倡導反帝、親蘇、民平、和平、清廉、建設六大政策，使新疆局勢漸趨平靜。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盛世才力主抗日，迎接西路軍進疆，允許中共在新疆成立八路軍辦事處，從物質、政治上給延安以支援，他甚至加入了“聯共”。

盛世才仰仗蘇聯維持其獨裁統治，進而新疆政府各個部門的顧問、軍事教官均由蘇聯人擔任。

蘇聯的“紅八團”，其實乃是一個加強旅和飛行隊扼守著新疆門戶哈密，阻擋著國民政府部隊向西進入新疆。

“二戰”後期，在蘇聯斯大林強逼盛世才簽訂《蘇新錫礦協議》，其也認為蘇聯人已沒有再可利用價值的情況下，且在蘇聯以“聯共”名義利用陳秀英殺害了其丈夫盛世騏後，盛世才毅然幡然悔悟，果斷地選擇內附、迴歸中央國民政府。

或者說盛世才身上還沒有完全泯滅一箇中國人的起碼民族氣節。

其與蘇共、中共反目，在國民政府的支援與配合下，將蘇聯在新疆的勢力驅逐出新疆，並將130餘名中共黨人逮捕入獄，將中共陳潭秋、林基路、毛澤民等人予以殺害。

盛世才在權力鼎盛時，曾榮膺新疆邊防督辦、省主席、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新疆督辦公署特別黨部特派員、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主任、中央軍校第九分校主任及西北運輸委員會副主任等八大要職。

盛世才是一個十足的投機、實用主義者，一切皆為了自己的利益。

他性格多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為消除隱患，其隨時可以製造各種名目的“陰謀暴動案”，製造一起起冤案，將數萬人投入監獄。

由盛世才製造的這張濃厚的盛氏鐵幕，籠罩了新疆十一年之久，直至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離開新疆，這一鐵幕才最終落幕。

盛世才一.三次留日，棄文從武盛世才（1894年1月12日----1979年7月13日）字晉庸，1894年出生於東北遼寧開原縣柴河堡盛家屯一個農民家庭。

盛氏原籍山東黃縣，其曾祖父盛福信家無寸土，因為家庭生活非常困難才逃到東北。

盛福信初到東北後，生活依然困頓，其祖父盛寶棟仍給地主扛活為生。

盛寶棟一生育有三子，兒子盛振甲，次子盛振鐸，三子盛振林。

長子盛振甲又育有子女七人，長子便是盛世才。

盛世才有四個弟弟，兩個妹妹。

大弟盛世英，後來出任了新疆運輸管理局的副局長。

二弟盛世駿，在新疆軍官學校畢業後任警衛團團長。

三弟盛世騏，從莫斯科紅軍大學畢業後，任新疆機械化旅旅長，1942年3月被蘇聯人借陳秀英之手將其刺殺。

四弟盛世驥，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後，任新疆師範大學校長，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教育長。

大妹盛世芬，讀過兩年多小學，後嫁予新疆財政廳廳長彭吉元。

小妹盛世同，與1936年到新疆的蘇聯聯共黨員俞秀松（化名王壽成）結婚。

1938年6月，俞秀松被王明等以“託派”罪名，押回莫斯科予以槍決。

盛世同遂與盛世才斷絕了兄妹關係，並隨母姓改名為安志潔，直到晚年才又恢復其盛世同的本名。

盛世才幼年天資聰穎，“7歲時就能將封建時代科舉取士的初期必讀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書一字不漏地背下來，12歲又讀完了十三經。

”此外，盛世才還喜歡讀《孫子兵法》及名人傳記。

據後來曾在新疆供職的盛世才的同鄉、同學趙鐵鳴說：“盛世才在幼年時即好勇鬥狠，有很強的領袖慾，村裡的孩子若有不服他的，他一定要毒打他們，直到他們怕他並服從他為之。

”整個中學時代，盛世才都是在一種十分艱苦的環境中度過的。

“為了節省伙食，他經常從家裡帶些乾糧到學校去吃；有時無錢，就用一塊舊錶押給同學換些錢和他所需要的東西，待家裡來錢了，再向別人換回手錶，人家不肯時，即與人翻臉，因他蠻橫素著，只好罷了。

”1912年，民國開始後，17歲的盛世才來到上海，進入吳淞中國公學讀書。

該校創辦於1906年2月，是清末革命黨人為抗議日本文部省公佈《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憤然在上海創辦的學校。

盛世才在該校讀的是政治經濟科，1915年畢業。

從此，盛世才便對政治經濟學終生懷有興趣。

後來擔任過《大公報》主筆的張季鸞，就曾在該校教授過盛世才的西洋史。

1938年10月，新疆召開全省第三次民眾代表大會，盛世才還專門請張季鸞赴新參會。

1915年，盛世才從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畢業後，仍面臨一個去往何處的問題。

盛本系農家子弟，與官宦無緣，更不可能在上海立足。

也還是據盛世才的同鄉、同學趙鐵鳴回憶，盛曾說過：“畢業後，第一要當紅鬍子（東北地區的土匪），即使以後投降了，也可換個大官來做；第二要跟隨一個年老的長官，使他對你親信，結果也可以取而代之；第三要到蒙古去認一個王公作義父，俟王公死後，我就可以繼承他的爵位。

”這就是盛世才中學畢業後給自己設計的人生規劃，其核心就是要往上爬，做大官。

盛世才中學畢業後，也與那個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想出國留學深造。

辛虧得到了一位同學的父親張元夫的資助，並在吳淞中國公學師生的建議下，盛世才得以去日本留學。

1917年，盛世才進入日本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

在日本留學期間，盛世才與許多熱血青年一樣，讀書非常用功。

當時，俄國十月革命剛剛爆發，訊息傳到日本，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思潮也紛紛湧入。

在這種如火如荼的思潮中，盛世才不可能不受到一些影響。

而在中國國內，北洋段祺瑞政府為取得日本支援，在1918年5月與日本政府祕密訂立了《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議》，決定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以鎮壓俄國十月革命。

籍此機會，日本趁機出兵佔領了中國東北，控制了中國東北和蒙古廣大地區，並軍事佔領了西伯利亞的貝加爾湖一帶。

當時的留日學生得知這一訊息後，迅速發起了離日歸國行動，以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

當時的留日學生據統計有“在3548名留學生中，歸國者有2506人，佔留學生總數的70%以上。

”廣大留學生歸國後，在上海設立了留日學生救國團總部，聯絡全國學界，掀起了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具有全國規模的學生愛國運動。

據當時也在日本留學的盛世才的同鄉、同學杜重遠回憶說：“盛世才被留日學生推舉為督隊官，他手拿一根大棒，對那些還想繼續唸書而不願回國的學生警告說：‘誰不回國，就要吃我一棒！’他原來有口吃的毛病，說起話來又異常激動，這似乎更有助於表達他的拳拳愛國之心。

他的行動雖然偏激，但其真誠的愛國熱情和反帝的堅強決心，不能不讓人肅然起敬，留日學生因此送給他一個‘大炮’的美稱”。

1918年5月是留日學生回國的高潮時期，但盛世才並沒有回國。

他回國的時間是1919年2月青島時間發生後到“五四運動”期間。

1919年1月，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提出：山東權益應由中國人收回，有關中日密約，全部內容應在和會上公佈，遭到日本無理反對，引起中國人極大憤慨。

4月下旬，梁啟超先生將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訊息，由巴黎電告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爭結果。

英法為所動。

吾若讓此，不啻引繩自縛。

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

”5月2日，北京《晨報》刊登了國民外交協會理事、徐世昌的顧問、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兼事務長林長民的短文《外交警報警告國人》：“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和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全國學生聯合會於1919年6月16日下午2點在上海大東旅館成立，到會的有全國各地的學生代表56人，其中留日學生代表6人。

盛世才在這一時期，是一名充滿愛國熱情的熱血青年，走在了愛國學生運動的前列。

雖然在日留學期間，盛世才參加了一系列學生運動，但他並不想做一個職業革命家。

當時的中國國內軍閥混戰，各霸一方，南北對峙。

所以盛世才認為要想改變這種狀況，還得依靠軍事。

因此，盛世才果斷選擇了棄文從武，考入了李根源任校長的雲南講武堂在韶州的分校---韶州滇軍講武堂分校，成了二期步兵科學員。

從此穿上了軍裝。

這是盛世才一生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21年春，盛世才從軍校畢業後，由李根源介紹，到奉軍第八混成旅旅長郭松齡手下做了一名排長。

郭松齡曾在韶州滇軍講武分校任過中校教官，也是一名擁護孫中山三民主義，痛恨軍閥混戰，反對日本侵略的愛國將領。

盛世才到奉軍不久，正趕上直奉兩系軍閥擴軍備戰之時。

為聯合孫傳芳、劉湘等軍閥，盛世才受郭松齡、張學良推薦，作為奉軍的代表前去湖北宜昌和四川會晤孫傳芳和劉湘，洽談聯合對付直係軍閥吳佩孚的事宜。

盛世才此行並沒有完成任務，但還是受到了東北張作霖父子的重視。

盛世才由此而升任為張作霖的警衛團上尉連長，不久又升為少校、中校參謀。

後來，郭松齡擴充東北講武堂，設立軍事教育班、教導團和軍事教導隊後，盛世才又到軍官教育班第一期受訓，由郭松齡擔任教官和訓練。

因盛世才學習優異，他也受到了郭松齡的賞識，他們的關係也漸漸密切了起來。

後來郭松齡夫婦將在張作霖手下任團長，並在張學良手下擔任副官的邱宗浚的女兒認作義女邱毓芳，許配給了盛世才。

張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失敗後，決定整頓軍事，遂派出一批少壯派軍人赴日本留學。

由於郭松齡的推薦，盛世才夫婦於1922年夏天東渡日本學習。

盛世才進入日本陸軍大學中國學生隊四期學習。

邱毓芳進入日本女子大學學習家政。

1925年秋天，日本陸軍部舉行秋操，炫耀武力，邀請國民軍和東北軍派代表“觀操”。

8月，東北軍遂派郭松齡夫婦代表奉軍赴日本“觀操”，到達日本。

郭松齡與盛世才等會晤後，偶然得知：張作霖正與日本準備祕密簽訂二十一條，以換取日本供給的大批軍火，用以攻擊馮玉祥的國民軍。

郭松齡聞之，怒不可遏。

他出於國家民族利益考慮，決定發動兵變，反對張作霖。

郭松齡臨回國前，將自己到日本的7000元生活費交由盛世才保管。

郭松齡回國後，祕密聯絡馮玉祥，準備聯合反奉。

1925年10月，郭松齡暗中電召盛世才等十多人回國，盛被任命為郭的第10軍總司令部的中校參謀。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齡發動反對張作霖投日的“灤河兵變”，引起日本軍國主義的干涉。

1925年12月25日，“灤河兵變”失敗，郭松齡夫婦殉難。

“灤河兵變”失敗後，盛世才夫婦返回日本，繼續他們的留日學習。

先前依靠奉軍支援的費用中斷了，他們的生活來源便是郭松齡交給盛代為保管的7000元生活費等。

盛世才不僅租住了一幢寬綽的房子，還將盛世騏安排到了日本士官學校學習。

1927年，盛世才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回國。

當時正值北伐戰爭時期，盛世才參加了北伐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兼中央軍校附設軍官團歐洲戰史教官。

1928年任總司令部行營參謀處第一科科長。

1929年至1930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三科，即作戰科上校科長。

在參謀本部，盛世才“工作認真、勤懇，凡事躬親，不假手於勤務員，每次擬好作戰計劃，都由他親自去監印室蓋印。

有時遇有緊急公文要發，也是半夜三更跑到監印官寓所敲門蓋印。

他自視甚高，看不起他的同僚，認為他們‘多屬庸俗不堪，貪汙腐化之流，不足與談理想’，但表面上他不得不與他們虛於委蛇。

”在日本留學期間，便與盛世才非常熟悉的宋念慈說：“盛世才在新疆12年間，表面上和藹謙恭親切，但在背後卻從多方面蒐集不利於某人的資料，就宛如一個劊子手經常端詳他人的脖子應從哪裡開刀一樣。

”既默默無聞，又清苦、單調的生活令盛世才逐漸厭煩起來。

盛世才認為，自己從軍多年，至今還只是一個上校官階，要求晉升少將又未獲批准。

盛世才開始尋找四處尋找進一步發展和上升的空間。

1930年，盛世才曾找到張學良，想謀得東北講武堂教育長的職位，但張學良只答應給他一個上校科長職務，令盛大感不悅。

而正當此時，遙遠的西部邊陲—新疆向他敞開了懷抱。

花花公子張學良，一身戎裝。

二.西行入新，掌握軍權1928年7月7日，通過“七七事變”後因捕殺樊耀南等謀刺楊增新的凶手而上臺的金樹仁，是個志大才疏的癮君子（大煙鬼），身體孱弱，特別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槍桿子”不但可以讓他獲得政權，還可以讓其鞏固其政權。

1928年10月，金樹仁上臺後，便派出魯效祖以國民政府省黨部祕書（後給其加上了省府祕書長的官銜）和廣祿以晉京委員的名義去南京向國民政府要求，正式任命金樹仁為新疆省主席兼新疆督辦，及任命新疆新的省政府班子，並要求中央給新疆以財政支援。

在魯效祖臨來南京前，金樹仁向其託付：內地有好的軍事人才，可以物色1-2位來新疆整頓軍隊。

1928年10月，魯效祖與廣祿抵達南京後，住在新疆駐南京辦事處--將軍巷。

而將軍巷的前院就住著當時的國民政府祕書彭昭賢，因廣祿曾與彭昭賢有過師生之誼。

1919—1925年，廣祿在北京俄文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彭昭賢曾是學校的教導主任。

後廣祿將魯效祖介紹給了彭昭賢。

他們在閒聊之時，便說了新疆想延聘1-2位軍事人才的事。

彭昭賢脫口便說出，現在就有一位現成的人才，叫盛世才。

之後，彭昭賢勸盛世才說：“新疆軍事人才缺乏，金樹仁又是文人，如能掌握軍隊，將大有前途。

”新疆的山水景色，綺麗、多彩！多年以後，盛世才在自述其當年赴新疆的動機時說：“我於民國十八年六月離開全國的政治中心的首都南京，遠去新疆的動機有兩個：第一個動機是為了開發邊疆、建設邊疆和鞏固邊疆。

第二個動機是為了新疆接近蘇俄，有機會看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形。

因為當時我也是被馬克思主義錯誤理論所迷惑的青年人之一，所以極願看看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蘇俄的實際情形如何？以及世界革命導師斯大林是怎樣的領導世界革命？以決定我一生的信仰。

所以說，動機雖然是兩個，而願望只有一個，那就是使我能夠就近看看蘇俄的實際情形，以決定我一生的信仰。

”盛世才在其晚年的《牧邊瑣憶》中，述及當年赴新時的兩個目的，“第一個動機是為了開發邊疆、建設邊疆和鞏固邊疆；第二個動機是為了新疆接近蘇俄，有機會看看第一個社會共產主義國家的實際情形。

”盛將其兩個動機說地冠冕堂皇，第一個理由顯然是言不由衷，自我標榜，但第二個理由卻似乎也合乎實際。

此後，盛世才在其行述中也一再標榜這個理由。

1929年6月，盛世才請假離開南京，與魯效祖一同準備從東北取道西伯利亞到新疆，不料當年7月爆發了中東路事件，他們只能滯留北平。

如此盛世才便在陸軍大學任教一年，期間魯效祖在1930年9月忙於政治上反蔣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會上閻錫山被推舉為國民政府主席。

魯效祖原想依靠馮玉祥、閻錫山、汪精衛、李宗仁等的力量，謀求甘肅省主席的職位。

未曾想，因為張學良9月18日發表擁蔣通電，擴大會議及國民政府會議流產。

此時，中東路事件也告結束，魯效祖不得不死心回到新疆。

盛世才從北平路過瀋陽時，他曾懇求張學良，能否讓他來出任講武堂的教育長一職，遭到了張學良的拒絕。

如此，盛世才失去了留在內地發展的最後一線希望，破釜沉舟前往新疆。

從1928年10月到1930年10月，魯效祖在內地活動了兩年時間，廣祿更是到了1931年12月才回到新疆。

魯效祖這次回來，便是將盛世才帶到了新疆。

對於盛世才的這位恩人魯效祖，盛世才一上臺便把他投入了監獄。

盛世才初到新疆，並未受到金樹仁的重視。

其實金樹仁也並非需要什麼軍事人才，他需要的是對他唯命是從的軍事人才。

金樹仁起先一看到盛世才的履歷，便認為盛是一個桀驁不馴的人，進而反悔，讓魯效祖推掉盛世才。

但魯效祖覺得在彭昭賢面前誇下的海口，無法挽回，故執意將盛世才帶到了新疆。

金樹仁不得已，先安排盛世才為督辦公署的參謀，後任參謀主任兼衛隊營教練，軍階仍是上校。

新疆的具體軍事機密和軍事大事仍掌握在軍務廳長金樹信手裡，“誰都不把盛世才放在眼裡。

”在工作上，盛世才小心謹慎，絲毫不能大意。

對於職責之外的事，盛世才是不聞不問：工作之內的事，他是恪盡職守，做到無可挑剔。

他每天工作結束，總要用一塊黑紗將工作臺罩起來，嚴格按照參謀工作的紀律，在金樹仁周圍依靠裙帶和關係上來的人看來，似乎只有盛世才才是真正的參謀人才，令人嫉妒不已，對其處處刁難。

盛世才依然隱忍負辱，一言不發。

盛世才在韜光養晦，用他自己的話說：“其實官階的大小對我倒無所謂，我的志願在於做大事，而不在於做大官。

”這裡盛世才只說了一半真話，他真正的目的是：既做大事，也要做大官。

一心一意往上爬。

2008年的烏魯木齊。

盛世才到新疆兩個月之後，便遇到新疆陸軍初級軍官學校第二期學員開學缺少教員，盛世才便主動要求去軍校做教官。

金樹仁認為，教官無非是教授幾個學生，所以一口便答應了，任命盛世才擔任了陸軍軍官學校的戰術總教官。

其實盛世才遠比金樹仁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盛世才也不僅僅把軍官學校作為培養軍事人才地方，更是作為了培植自己信得過的親信，黨羽的基地。

更何況，這個工作對於盛世才來說，簡直是得心應手，遊刃有餘。

他從國際講到國內，從政治講到經濟娓娓道來、侃侃而談，對於聽慣了刻板教學的學生來說，盛世才讓他們耳目一新，大受歡迎。

盛世才在教學之餘，仍在每天注視著新疆的發展。

他堅信，金樹仁的統治不會太久，遲早要發生大的變化。

他在密切觀察著新疆形勢的發展。

由於金樹仁的統治政策適當，潛伏在楊增新時期的很多社會矛盾逐漸顯現出來。

更加之，金樹仁任人唯親，導致吏治極其腐敗，弊政頻出。

金樹仁在執政時期，在新疆實行郵政檢查制度和通行證制度，百姓的言行，甚至一舉一動都受到監視，居住在新疆的百姓，沒有金樹仁的批准，在新疆省內流動也是不允許的。

在楊增新時期，百姓一封信便可以斷送一個官員的仕途，但到了金樹仁時期，他對於狀告自己親信的訴狀是不聞不問，百姓是告狀無門。

蘊藏在民眾中的憤怒在快速增長、快速積聚。

在經濟建設上，金樹仁也是治理無方、極其無能。

他唯一關心的事情是藉助煙癮、藉助腐敗讓金氏家族快速地富裕起來。

1930年6月，全疆唯一還保留著王制的哈密王沙木湖索特病故。

金樹仁也欲在哈密實行“改土歸流”，他先將前往迪化尋求繼承王位的哈密王的侄子聶茲爾拘禁起來，而在哈密快速實行起了走了樣的“改土歸流”。

1930年11月，“省府第59次會議決定：將哈密地區劃分為哈密、宜禾、伊吾三縣，宜禾縣管轄哈密城以西的地方，縣治在三堡；伊吾縣管轄天山以北之吐葫蘆、淖毛湖、葦子峽、前山、下馬崖等地，縣治在吐葫蘆；哈密縣管轄以東地方，縣治在哈密。

1931年元旦，三縣正式成立，回王統治結束。

”“改土歸流”原本是順應民心的好事，但問題卻出現了在徵稅上。

原本王府失去土地的農民可以領地耕種的，但賦稅卻要從上一年起徵收；而從甘肅逃荒來此的農民，因為是金樹仁的同鄉，所以非但可以領取荒地耕種兩年，賦稅也豁免了兩年。

這些逃難來哈密的甘肅難民，他們領種的並非是荒地，嚴重侵害了當地百姓的利益。

“沉重的經濟剝削和無法容忍的異教通婚威脅是哈密維吾爾族農民暴動的根本原因。

”1931年2月27日，哈密小堡駐軍排長張國琥強娶阿布都艾米提之女為妻，激起當地民眾提前準備好了的集體暴動，32名駐軍部隊被全部被殺害，槍支、彈藥被劫走。

“小堡事變”成為哈密暴動的直接導火索。

哈密暴動迅速蔓延至整個哈密地區，得到訊息，金樹仁迅速派部隊前去鎮壓。

政府軍多次進剿、多次失敗。

當地民眾反抗政府暴政的行為很快便演變成了一種民族仇殺性質，愈演愈烈。

由從一名小商販逐漸成長為哈密王府的大都統，後被新疆政府任命為哈密警備旅長的堯樂博斯，深感這種反抗金樹仁的暴政逐漸演變為民族仇殺的行為，背離了暴動的初衷、宗旨。

堯樂博斯認為，反金可以，但金樹仁乃中央政府任命的，反抗中央政府就是一種叛國行為。

所以，他決定辭去哈密警備旅長的職務，作為名義代表準備前往南京，去狀告金樹仁。

堯樂博斯剛走到酒泉，就被密切注視新疆局勢的馬仲英盯上了。

他被急於向西擴張的馬仲英挽留了下來。

馬仲英向其吹噓：“我以解救伊斯蘭兄弟的名義，進軍新疆，先解除哈密維胞的大難，再用武力逼使金樹仁下臺！”“我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三個月打垮金樹仁，叫他根本就名義求借外援的時間！”馬仲英當時馬仲英以甘寧青聯軍總司令名義，謊稱奉蔣總司令命令赴新主持一切。

其總兵力僅有400餘人，連同伙伕、軍眷婦孺，總共不過500餘人，武器也大多是長矛、大刀，槍支也很少。

5月下旬，馬仲英便帶領士兵從肅州起兵向新疆進發。

1930年7月19日，金樹仁一面電請中央政府要求“支援裝備齊全的戰鬥機4架，儘快飛來新疆，以解燃眉之急。

”一面派出省府祕書長魯效祖為東路剿匪總指揮、盛世才為參謀長、杜治國為旅長前往哈密救援。

正是因為馬仲英的突然入新，省軍屢戰屢敗，迫使金樹仁開始起用盛世才，將盛世才提前推到了新疆政治舞臺的前臺。

8月26日，了墩戰役打響。

省軍派出杜治國率十個加強連駐紮了墩。

杜治國的部隊總人數達1500人，超過馬仲英的兵力六七倍之多，卻被馬仲英的200餘名騎兵追殺的丟盔卸甲，大敗而歸。

馬仲英也在此次戰役中受傷，向東逃去。

了墩戰役失敗後，金樹仁撤回魯效祖，將臨陣退逃的副指揮邊永靖、王大通營長等予以正法，貽誤軍機的周履中判刑入獄，盛世才也被革去夲兼各職，暫留前方效力。

9月14日，金樹仁密令前塔城道尹李鍾麟暗中招募流落伊犁的百名白俄軍人緊急馳往精河，再用汽車將他們接到迪化，“厚給餉銀，授以利器”，開赴前線，會同剿匪。

這支僱傭軍起初只有兩個連，由張培元帶領前往哈密作戰。

後來又逐漸擴充為兩個團，隨著戰事擴大，又擴編成了兩個旅，成為省軍中戰鬥力最強的一支部隊，也最終導致了金樹仁的下臺。

1931年9月，金樹仁任命伊犁屯墾使張培元為東疆剿匪總司令，取代魯效祖，盛世才仍為參謀長。

張培元此次帶領的部隊約6500人。

而盛世才認為，對付馬仲英和暴動的農民不能一味用“剿”的辦法，應該剿撫並用方為有效。

張培元、盛世才率部向哈密進軍，在泛馬塘與馬仲英部隊發生激戰，消滅馬仲英部300餘人，省軍傷亡200餘人，馬仲英東逃入甘肅。

盛世才因收復哈密有功，張培元為其向金樹仁請功，稱盛“學識巨集富，心地正大，經前日處分後，感愧交深，愈加奮免”，此次收復哈密，“計劃周詳，所以連戰連捷，尤為重要”。

請求撤銷處分，官復原職。

馬仲英雖然退守在安西、敦煌、玉門一帶，但其向新疆擴張的企圖仍在。

金樹仁深感局勢嚴峻，向南京國民政府求援的電報也是遙遙無期，他不得不轉而向蘇俄求援。

1931年9月，他以“每架4萬墨西哥銀元的高價，從蘇聯買進2架飛機，機上附加機關槍和投彈裝置，又僱傭兩名飛行員。

1932年7月，金樹仁又得到蘇聯援助的8架飛機。

1931年10月1日，金樹仁與蘇聯祕密簽訂了《新蘇臨時通商協議》，蘇聯據此進一步擴大在新貿易及各項權利，此約未經國民政府批准，新疆只在1932年8月10日抄送國民政府祕書處備案。

”張培元坐鎮哈密兩個月，金樹仁也認為張培元沒有必要長時間常駐哈密，令其儘快返回伊犁。

而此時的張培元正在與山裡的農民暴動頭目談判，頗費時日，金樹仁見張培元沒有動靜，擔心尾大不掉，進而褫奪了張培元的東路剿匪總司令的職務。

張培元一氣之下，返回伊犁。

金樹仁1932年1月，金樹仁又任命自己的親信、前任塔城都統黎海如兼任東路警備司令，坐鎮哈密，令加派盛世才、劉傑三為前敵總指揮。

從此，盛世才正式開始手握軍權，亦開始顯露盛世才長時間被埋沒的軍事才能。

前敵總指揮所屬兵力有第一路張毓秀帶領，第二路福全部，第三路楊正中部，由巴品古特率領的歸化軍三個騎兵團，後1933年1月又併入李作祥部的第四路。

1932年8月30日，劉傑三率部隊進山圍剿暴動的農民軍時，當即陣亡。

劉傑三一死，前敵總指揮就只剩下盛世才一人了。

黎海如急令坐鎮鎮西的盛世才回師哈密。

盛回到哈密後，與和加尼亞孜激戰數月，收回了沁城，暴動農民逃入山中。

“此番戰鬥大小戰役共有三十五六次之多，因將士用命，從未打過一次敗仗。

”東疆戰火暫時平息後，吐魯番、鄯善地區的戰火又起來了。

馬仲英於1932年2月17日被任命為新編第36師師長以後，5月即派出馬石明指揮留在新疆作戰的部隊棗騮團。

8月，棗騮團便出青銅峽到了若羌，然後再到哈密南湖一帶騷擾當地官兵的後防。

馬仲英還派馬赫英從鎮西往阿山一帶發展，爭取哈薩克族頭人與金礦頭人的合作。

馬仲英還派堯樂博士為新疆宣慰，專門聯絡新疆各地的反政府武裝工作。

另委派和加尼亞孜為南疆總指揮。

馬仲英的策略是在新疆的南、北疆同時開花，以分散省軍的兵力，再與當地的少數民族合作，開展游擊戰，待時機成熟時，再親自率兵一舉拿下迪化，進而奪取新疆政權。

1932年12月27日，馬石明的小股回民軍和鄯善的維吾爾族武裝五六千人包圍了鄯善，與省軍激戰兩晝夜，失去的城池再次被收復。

1933年1月25日，盛世才率部隊趕赴鄯善東八柵，與圍城者激戰。

激戰4小時，馬石明等人留下400餘具屍體，被俘50人，繳獲鋼炮300餘支，盛世才獲得大勝。

1月28日，盛世才率兵在鄯善整休兩日後，向吐魯番進發。

期間雖然遭遇了當地維吾爾族武裝的抵抗，但仍節節敗退至托克遜方向。

也是自盛世才先後收復了鄯善、吐魯番之後，盛世才“聲譽鵲起，威望大增”。

1933年1月至4月，新疆局勢發生很大變化，南北疆發政府武裝是風起雲湧。

1933年1月26日，馬石明佔領焉耆後，行政長牛時全家、旅長詹世奎被殺。

27日馬石明在焉耆成立了36師剿匪總司令部。

焉耆回族頭領馬佔倉會同鐵木耳攻陷了輪臺、庫車、拜城、庫爾勒、阿克蘇等地，當地維吾爾族民眾紛紛響應。

2月6日，駐守喀什的行政長馬紹武派出部隊前去應敵，受挫後退到巴楚。

2月9日，喀什師長金樹智憂心忡忡，服毒自殺。

馬佔倉部會同鐵木耳的7400餘名武裝向巴楚包抄而去。

4月5日，阿圖什、伽師兩地的維吾爾族民眾暴動，為馬佔倉部進入喀什打開了方便之門。

1933年2月，于闐附近的素合塔牙克金礦和墨玉金礦的工人同時發生暴動。

暴動群眾很快就攻陷了和田地區，策勒、尼雅、且末、若羌等縣維吾爾人紛紛響應。

接著，葉城、澤普、皮山、莎車也紛紛落入暴徒之手。

在北疆阿山地區，1932年下半年馬仲英也派其部下到布倫托海（今福海一帶）鼓動哈薩克族頭人和金礦把頭髮動武裝暴動。

1933年3月中旬，馬赫英、馬如龍率部從吐魯番、迪化各處逃來的回民武裝，以及阿山等地的回民武裝佔領布倫托海縣城，並渡過額爾齊斯河準備進逼承化（今阿勒泰市），終因力量單薄，未能成功。

不久，馬赫英、馬如龍又從青格里進逼承化，再次被魏振國派兵擊退。

4月18日，魏振國接到金樹仁已退出省城的訊息，便率官兵、職員、眷屬和蘇聯領事館人員逃亡到布林津，臨走前將衙署、商店付之一炬。

之後，馬如龍佔據了承化。

阿山的沙窩山一帶，是哈族的郡王艾林的異母弟弟沙裡福汗佔據。

沙裡福汗思想比較開明，其極贊同樊耀南的主張，也擁護樊來主政新疆。

1930年，他再次組織反政府行動，曾遊說阿山行政長張鳴遠，恢復將阿爾泰直屬中央建置，脫離新疆，再進行改革。

他們的計劃被金樹仁得知後，派魏振國率兵星夜趕赴承化，將張鳴遠罷黜，並將張和沙裡福汗押回省城。

1933年初，沙裡福汗逃出省城回到阿山，組織哈族民眾，繼續與馬如龍對抗。

全疆形勢整個呈糜爛之勢，首府迪化的形勢也是日趨緊張。

自1933年1月25日，馬仲英的部下馬全祿從達坂城趁除夕夜省軍疏忽麻痺之時，偷襲成功，直趨迪化。

29日，迪化僅留下東門，其餘全部關閉。

而在1932年冬才成立的迪化警備司令部，金樹仁自任警備司令，陳中為司令部參謀；迪化城防指揮部指揮白受之，副指揮崔肇基。

1932年2月20日，從焉耆方向趕來的馬仲英部會同當地的維吾爾人約千餘人，分三路向迪化進攻。

危急時刻，金樹仁急調盛世才帶兵從吐魯番趕回省城。

24日，盛世才率兵在省城近郊六道灣與600多回、維武裝血戰。

聞聽盛世才已率兵趕回省城，迪化民眾欣喜若狂。

“1933年1--4月，迪化省城處於內外交困的危急中，幾次都是盛世才領兵解圍，成為風雨飄搖的金樹仁政權賴以苦撐的支柱。

”此時的金樹仁政權已是奄奄一息，而盛世才，雖受命於金樹仁，卻是省軍中一支最能戰鬥的部隊。

在形勢的發展過程中，盛世才的勢力在逐步擴大。

苟延殘喘的金樹仁，哪裡有危險便命盛世才趕赴哪裡，使得盛世才的名氣一時“名聲大噪”。

正是在鎮壓反對金樹仁政權的戰鬥中，盛世才得到重用，並得以起家。

他也被新疆的政界、軍界和民眾所看好，進而在此後發生的“四一二政變”中，盛世才被推上了執掌新疆軍政大權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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