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罷宇到罷捷，選罷法需要再修正嗎？ - 獨立評論

以這4個成功的罷免案為例，如果採用修正前的《選罷法》舊制，除了「許正東罷免案」確定罷免，包括韓國瑜、王浩宇、陳明倫在內，都將因為投票率未達50%而告 ... 政策 從罷宇到罷捷，選罷法需要再修正嗎？ 作者 羅德水 2021-02-18 近期頻繁的罷免引起社會高度關注，各界針對《選罷法》修法後浮現的問題也有不少討論，包括：罷免門檻是否過低？複數選區民代可否罷免？報復性罷免是否成為常態？ 圖片來源：黃捷高雄市議員臉書專頁。

已成功複製連結 眾所矚目的「黃捷罷免案」未獲通過，高雄市議員黃捷成功保住席次。

依據法規，剩餘任期內，選民不得對她再提出罷免。

「罷捷案」雖僅是地方議員的罷免案，但由於藍綠政黨高度動員，加上對桃園市議員王浩宇的罷免案才剛於1月16日低空掠過，頻繁的罷免還是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各界針對《選罷法》修法後浮現的問題有不少討論，包括：罷免門檻是否過低？複數選區民代可否罷免？報復性罷免是否成為常態？ 罷免門檻是否過低？ 在接連成案的罷免案之後，不少人認為，新制選罷法罷免門檻太低，將大幅增加公職人員被罷免的機率，容易造成政治動盪，因而主張再行檢討修正《選罷法》。

問題是，罷免民選公職人員，真有那麼容易？自2016年12月14日修正《選罷法》修正通過迄今，共有14個罷免案成案，包括縣市長1人、立委1人、縣市議員2人、鄉長1人、村里長8人、鄉民代表1人，幾乎涵蓋各層級的民選公職人員，其中超過7成還是鄉鎮村里層級的公職人員。

以這14案為例，僅有4案罷免成功，罷免成功率低於3成。

要成功罷免民選公職人員的難度顯然沒有想像中容易。

當然，跟舊制相比，新制選罷法確實相對容易。

以這4個成功的罷免案為例，如果採用修正前的《選罷法》舊制，除了「許正東罷免案」確定罷免，包括韓國瑜、王浩宇、陳明倫在內，都將因為投票率未達50%而告失敗──即使這幾次同意罷免的比例分別高達92.2%、97.4%、92%。

《選罷法》修法後成案的罷免案。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

筆者以為，關於罷免門檻的討論，還是必須回到問題的原點，關鍵在於，原先的「雙二一」規定，使被罷免者有機會藉操作「反動員」降低整體投票率，從而達到否決罷免案的目的，這也正是《選罷法》之所以取得修法共識的關鍵。

何況，《選罷法》新制一樣設有雙重門檻：「有效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票數，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舉人總數四分之一以上」，並非簡單多數決，同意票數超過25%只是新制選罷法的基本門檻，若同意票數小於不同意票數，罷免依舊不會通過，一如「罷捷案」的結果。

就這個角度來說，筆者認為，《選罷法》修法正是希望正反雙方「直球對決」，回應已經成立的罷免案，這樣的罷免門檻係針對《選罷法》舊制缺失的相應調整，毋須再做修正。

複數選區民代可否罷免？ 相較於罷免門檻是否調整等技術面問題，前立委林濁水則提出更為制度面與政治學理的思考。

他認為，「複數選區制」旨在保障少數人的發言權，不同於單一選區制或行政首長，罷免議員違反言論免責的自由主義，而由「多數人」決定是否罷免，更是體制精神的錯亂矛盾。

林濁水因此呼籲：「壞制度，就改了吧。

負責任的黨政人士！」 筆者認同，單一選區與複數選區適用同一套罷免制度確實值得斟酌。

例如，罷免地方縣市議員票數必須數倍於其當選的票數，或可作為《選罷法》後續修法的重點，至於是否因此廢止選民對複數選區民意代表的罷免權，顯然還要再做討論。

須知，罷免民意代表雖非各國通例，卻也並非台灣獨有，遑論台灣自有其國情與政治文化，包括憲制、政府體制、乃至於選舉制度，都有鮮明的台灣特色，什麼制度適合台灣？台灣必須參照或引進何種制度？必須全面性檢討，而非只針對罷免複數選區的民意代表討論。

就政治哲學而言，保障人民行使罷免權，至少凸顯民意代表僅是代議士的身分，當選之後若違背民意付託，有因此被解除職務的可能，其目的係藉此警醒民選政治人物勿忘初衷，依此，針對民意代表的罷免權，除非修憲，豈能輕易廢止？ 報復性罷免是否成為常態 在韓國瑜、王浩宇、黃捷的罷免案先後成案後，不少朝野人士不約而同表示憂心，蔡英文總統甚至以執政黨黨主席身份對罷捷案提出應對策略，並表示「不能像過去一樣都坐視不管」；就連宣布重回國民黨、競選黨主席的趙少康也表示，當前罷免民代作為已陷入報復式罷免，這波之後「是不是可以停了？」還呼籲回頭檢討不合理的《選罷法》。

至於罷免案的當事人王浩宇則預言，報復性罷免不會到此為止，「雖然我很希望，我是最後一個。

」成功挺過罷免的黃捷也表示：希望報復性的罷免到此為止，不要讓仇恨繼續蔓延下去。

值得討論的是，什麼樣的罷免行動叫做報復式罷免？一樣是受憲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為什麼有的罷免就是人民自覺的行動、有的卻成為報復式的罷免？以黃國昌、韓國瑜、王浩宇、黃捷等4個罷免案為例，哪個算公民自主、那個又算民粹報復？ 筆者以為，即使回到相對容易的《選罷法》新制，無論要罷免民選首長或民意代表均非易事。

以這4案為例，黃國昌罷免案的同意票僅佔選舉人數19.05%、韓國瑜罷免案40.83%、王浩宇罷免案25.81%、黃捷罷免案18.95%，顯示特定罷免案就算不能排除報復式的政治動機，人民也未必買單。

有人會說，要不是下修罷免門檻，韓國瑜與王浩宇的罷免案都不會通過。

然而，為了避免公職人員動輒被罷免，難道要把《選罷法》的罷免門檻再往上修正嗎？這就符合主流民意的看法嗎？ 長期以來，政治的話語權牢牢掌握在藍綠政治菁英手上，從歷次修憲到國會減半，乃至於國會席次的分配機制，這些深遠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修法無一不是藍綠聯手的傑作，而且不由分說，好不容易《選罷法》新制賦予人民有機會行使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藍綠統治菁英卻是如此不約而同的張皇失措起來，他們算計的究竟是藍綠自身的政治利益、還是人民的罷免權利，還不清楚嗎？ 除非朝野聯手修憲刪除人民的罷免基本權利，否則，更該討論的應該是如何讓罷免權不至於形同具文。

政黨與其擔心所謂的報復式罷免會報應在自己身上，倒不如徹底退位，就讓罷免權真正回到人民手上，真正回到正反民意的直球對決，政黨要做的沒有其他，就是尊重民意與罷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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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德水 突圍 教育工作者，關注教育、階級與政治議題，面對強調競爭與績效的社會氛圍，嘗試以左翼的、公共化的觀點開拓教育視野，始終相信，教育還是改變台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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