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記-高明南戲作品 - 華人百科

《琵琶記》，元末南戲，高明撰。

寫漢代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悲歡離合的故事。

共四十二出。

被譽為"傳奇之祖"的《琵琶記》，是我國古代戲曲中的一部經典名著。

琵琶記高明南戲作品 更多義項▼ 收起更多▲ 1920年中國周信芳主演電影1939年中國楊小仲導演電影豫劇淮劇劇目《琵琶記》，元末南戲，高明撰。

寫漢代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悲歡離合的故事。

共四十二出。

被譽為"傳奇之祖"的《琵琶記》，是我國古代戲曲中的一部經典名著。

與當時最有影響的"四大南戲"--《荊釵記》、《白兔記》、《殺狗記》、《拜月亭記》並稱為"五大傳奇"。

書名琵琶記又名趙貞女蔡二郎作者高明原版名稱《趙貞女》類別古代戲曲名著年代元代主人公蔡伯喈，趙五娘基本信息目錄​琵琶記元·高明第一出：副末開場第二出：高堂稱壽第三出：牛氏規奴第四出：蔡公逼試第五出：南浦囑別第六出：丞相教女琵琶記第七出：才俊登程第八出文場選士第九出臨妝感嘆第十出杏園春宴第十一出蔡母嗟兒第十二出奉旨招婿第十三出官媒議婚第十四出激怒當朝第十五出金閨愁配第十六出丹陛陳情第十七出義倉賑濟第十八出再報佳期第十九出強就鸞凰第二十出勉食姑嫜第二十一出糟糠自饜第二十二出琴訴荷池第二十三出代嘗湯葯第二十四出宦邸憂思第二十五出祝發買葬第二十六出拐兒紿誤第二十七出感格墳成第二十八出中秋望月第二十九出乞丐尋夫第三十出瞷詢衷情第三十一出幾言諫父第三十二出路途勞頓第三十三出聽女迎親第三十四出寺中遺像第三十五出兩賢相遘第三十六出孝婦題真第三十七出書館悲逢第三十八出張公遇使第三十九出散發歸林第四十出李旺回話第四十一出風木餘恨第四十二出一門旌獎社會背景書生發跡變泰後負心棄妻的現象，與宋代科舉製度有著密切的關系。

科舉製度規定，不論門第出身，隻要考試中式，即可為官。

這為寒士發跡提供了一條捷徑。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這種情況的寫照。

書生初入仕途，需要尋找靠山，權門豪貴也需要拉攏新進以擴充勢力。

聯姻便成了他們利益結合的手段。

而當書生攀上高枝，拋棄糟糠之妻時，便與原來的家庭以及市民階層報恩的觀念，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沖突，導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劇。

市民大眾厭惡書生這種薄幸的行為，不惜口誅筆伐，這就是宋代民間伎藝產生大量譴責婚變作品的原因。

宋代婚變故事一般都把矛頭指向書生，是因為當時他們不僅有著優渥的社會地位，而且作為知書達禮的道德傳承者，肩負著社會的責任。

地位和行為的反差，自然使他們成為人民大眾特別是市民階層譴責的主要目標。

琵琶記在元代，社會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書生的處境，從天上跌到地下。

元代科舉一度中斷達七十餘年，終元之世，考試製度時興時輟。

這使許多士人失去進身之階，社會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現“九儒十丐”的說法。

與此相聯系，譴責書生負心婚變的悲劇作品，逐漸失去了現實的針對性。

地位低下的書生，反成了同情的對象。

所以元代戲曲裏的書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闊拘謹，盡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為被鞭撻的對象。

到元代後期，人們對地位得不到改善的書生愈加憐惜，正面歌頌書生志誠的作品漸漸成為戲曲的主流。

高明的《琵琶記》，以同情寬恕的態度，刻劃蔡伯喈的形象，正體現了當時的社會情態。

故事前身《琵琶記》的前身是宋代戲文《趙貞女蔡二郎》。

據記載，其情節大致寫蔡二郎應舉，考中了狀元，他貪戀功名利祿，拋棄雙親和妻子，入贅相府。

其妻趙貞女在飢荒之年，獨力支撐門戶，贍養公婆，竭盡孝道。

公婆死後，她以羅裙包土，修築墳塋，然後身背琵琶，上京尋夫。

可是蔡二郎不僅不肯相認，竟還放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

最後，蔡二郎被暴雷轟死。

宋代戲文所寫的蔡二郎，亦稱蔡中郎，也就是漢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

戲中所寫的情況，隻是出于民間傳說。

陸遊在《小舟遊近村舍舟步歸》一詩中說：“斜陽古柳趙家庄，負鼓盲翁正作場。

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可見該故事流傳之廣。

類似這種題材，在宋代說話、鼓詞、諸宮調、雜劇等民間伎藝中，還有《王魁負桂英》、《陳叔文三負心》、《王宗道負心》等。

這表明書生負心婚變現象在當時相當普遍，書生貪新棄舊、攀龍附鳳的行為尤其受到市民階層的關註。

《琵琶記》基本上繼承了《趙貞女》故事的架構。

它保留了趙貞女的“有貞有烈”，但對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讓他成為“全忠全孝”的書生。

為了終養年邁的父母，他本來並不熱衷于功名，隻是辭試不從，辭官不從，辭婚不從，這“三不從”導致一連串的不幸，落得個“可惜二親飢寒死，博換得孩兒名利歸”的結局。

作者簡介《琵琶記》的作者高明字則誠，號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

他的生年約在1305年前後。

他的卒年有元末說和明初說兩種說法。

持元末說者，認為卒于1359年。

持明初說者，認為卒于朱元璋開國以後。

高明四十歲左右中了進士，在杭州等地作過小官。

後來隱居在寧波城東的櫟社鎮，《琵琶記》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

他的劇作除《琵琶記》外，還有《閔子騫單衣記》，已佚。

故事情節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開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辭試留在家中，服侍父母。

但蔡公不從，鄰居張大公也在旁勸說。

伯喈隻好告別父母、妻子赴京試。

應試及第，中了狀元。

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狀元為婿。

伯喈以父母年邁，在家無人照顧，需回家盡孝為由，欲辭婚、辭官，但牛丞相與皇帝不允，強迫其滯留京城。

自伯喈離家後，陳留連年遭受旱災，五娘任勞任怨，盡服侍公婆，讓公婆吃米，自己則背著公婆私下自咽糟糠。

婆婆一時痛悔過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飢荒。

而伯喈被強贅入牛府後，終日思念父母。

寫信去陳留家中，信被拐兒騙走，致音信不通。

一日，在書房彈琴抒發幽思，為牛氏聽見，得知實情，告知父親。

牛丞相為女兒說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來京。

蔡公、蔡婆去世後，五娘祝發賣葬，羅裙包土，自築墳墓。

又親手繪成公婆遺容，身背琵琶，沿路彈唱乞食，往京城尋夫。

來京城，正遇彌陀寺大法會，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將公婆真容供于佛前。

正逢伯喈也來寺中燒香，祈禱父母路上平安。

見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掛在書房內。

五娘尋至牛府，被牛氏請至府內彈唱。

五娘見牛氏賢淑，便將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

牛氏為讓五娘與伯喈團聚，又怕伯喈不認，便讓五娘來到書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題詩暗喻。

伯喈回府，見畫上所題之詩，正欲問牛氏，牛氏便帶五娘入內，夫妻遂得以團聚。

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極，即刻上表辭官，回鄉守孝。

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攜趙氏、牛氏同歸故裏，廬墓守孝。

後皇帝卜詔，旌表蔡氏一門。

琵琶記人物個性《琵琶記》的人物很有個性，其主要人物已成為藝術典型。

趙五娘是全劇中最為光輝的人物，是一個賢孝婦的形象。

丈夫進京趕考，她獨自一人在家侍奉公婆，承擔起家庭的全部重擔。

飢荒年間，她把可憐的救濟糧留給公婆，自己卻在背後偷偷吃糠。

公婆死了，無錢買棺材，她剪下頭發，沿街叫賣。

無錢請人埋葬公婆，她麻裙包土，全築墳墓。

然後描容上路，進京尋夫。

在極度艱難的環境中，她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悄悄地作出自我犧牲，以柔弱的肩膀，承擔起生活重擔，既盡了心，又盡了力。

在趙五娘身上體現出中華民族多方面的優秀品德。

她是一個光彩照人的賢孝婦形象。

正因如此，趙五娘的形象才長期活躍于舞台，流傳于人間。

蔡伯喈被塑造成賢孝子的形象，又是一個有情的丈夫。

他在京城，處于富貴生活之中，並沒有忘掉父母的養育之恩。

他還時時想到父母的衣食冷暖，擔心父母在家挨飢受餓，還設法給父母寄錢寄信，處于錦衣玉食之中，他還有一顆對父母的愛心，還儲存有骨肉之情。

比之于那些投靠權貴，認賊作父，忘恩負義的衣冠禽獸來說，他確是一個有品德，有孝心的兒子。

他被迫招贅牛府，生活在溫柔之鄉，但他時時想著家中的妻子趙五娘。

他並沒有因贅人牛府就忘卻自己的糟糠之妻，還是那樣一往深情的愛她。

他是一個忠于愛情，有良心，有善心的丈夫。

蔡伯喈的形象，也是頗為感人的。

不過這隻是表面現象，面對他的岳父大人，他連據理力爭一下都不敢，是否懦弱了點呢？雖然趙五娘、蔡伯喈的形象中，也有愚孝的成份，但是瑕不掩玉。

張廣才也是一個成功的形象，他是中華民族優秀品德“義”的化身。

飢荒年間，他將得到的救濟糧分一半給趙五娘，幫助她一家度日。

蔡公蔡婆死後，他又贈送棺材，幫助這個弱女子葬送公婆。

他救人于危難之中，有恩于人還不圖報答。

他那顆同情苦難之心，救人危難之心，助人為樂之心，是中華民族的善良之心，仁愛之心，無私之心在閃閃發光。

因此，張廣才的形象就成了千百年來人們歌頌的形象。

琵琶記故事結構《琵琶記》是雙線結構。

一條線是蔡伯喈上京考試入贅牛府；一條線是趙五娘在家，奉養公婆。

在宋元南戲和明清傳奇中，有許多劇本都是雙線結構，但在這些雙線結構中，所組成的兩個故事，有許多是互不相關的，它們不能彼此促進，互為增輝。

而《琵琶記》的雙線結構不同，它們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個主題。

兩條線索交錯發展，對比排列，產生了強烈的悲劇效果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

《琵琶記》的語言，文採和本色兩種兼備。

蔡伯喈在京城生活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文採語言，詞句華美，文採燦然，語言富于色彩，講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運用，是一種高度詩化的語言，是一種高雅的語言。

這是由于他們的文化水準，和富貴生活的環境而決定的。

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識的人，說起話來，自然就雅，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

他們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台樓閣的華屋，過的是錦衣玉食的生活，用華麗的語言來寫豪華的生活，才能和諧一致。

趙五娘這條線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語言。

自然樸實，通俗易懂，生活氣息很濃。

不講究詞藻的華麗，典故的運用，詞句的雕琢。

這是一種接近于人民生活的語言。

趙五娘這條線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語言，也是由于他們的文化水準和貧窮生活而決定的。

趙五娘、蔡公、蔡婆、張廣才等，都是沒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會咬文嚼字，子雲詩日。

他們生活在農村，住的是民房，過的是農村生活，用樸素的語言來描繪這種生活，才能和諧一致。

劇中兩種不同的人物，使用兩種不同的語言，構成兩種不同的語言風格，這是《琵琶記》運用語言的獨特之處。

作品評價《琵琶記》的結構布置最為人稱道。

呂天成《曲品》說：“串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

”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趙五娘在家鄉的苦難景象交錯演出，形成強烈對比。

《成婚》與《食糠》，《彈琴》與《嘗葯》，《築墳》與《賞月》，以及《寫真》，都是寫的很成功的篇章。

對比的寫法突出了戲劇沖突，加強了悲劇的氣氛。

《琵琶記》的詞採成就最高，既有清麗文語，又有本色口語，而最重要的則是體貼人情的戲劇語言，王世貞《藝苑卮言》說：“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

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

”全劇典雅、完整、生動、濃鬱，顯示了文人的細膩目光和酣暢手法。

它是高度發達的中國抒情文學與戲劇藝術的結合。

總之，《琵琶記》不論在思想內容上，人物形象上，還是在結構和語言方面，都有獨特之處，值得欣賞玩味。

因此，《琵琶記》是一部值得弘揚的優秀劇作。

現實意義琵琶記《琵琶記》所敘寫的，確是“子孝與妻賢”的內容。

高明強調封建倫理的重要性，希望通過戲曲“動人”的力量，讓觀眾受到教化。

因此，明太祖曾盛譽《琵琶記》是“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南詞敘錄》）。

在這方面，《琵琶記》產生過一些消極的作用。

但高明主張戲曲必須有關風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當時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戲看作可以“載道”的工具，卻意在抬高南戲的地位和價值。

同時，高明能正視社會生活的真實，在肯定孝子賢妻的同時，揭示封建倫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倫理而產生的社會悲劇，而給予觀眾強烈的震撼。

《琵琶記》盡管從正面肯定了封建倫理，但通篇展示的卻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貞有烈”的趙五娘的悲劇命運，從而可以引發對封建倫理合理性的懷疑。

在封建時代，恪守道德綱常的知識分子，經常陷入情感與理智，個人意願與門第、倫理的沖突之中。

《琵琶記》的悲劇意蘊，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單純譴責負心漢的主題，更具社會價值。

《琵琶記》是一部勸忠勸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內容極為豐富的主題多義之作。

在幾千年的古代社會中，中華民族長期形成並逐步發展起來的忠孝節義等社會道德觀念，包含有好的和壞的兩種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

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維護父母的絕對利益，要兒子作出無謂的犧牲，作奴隸式的服從，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則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類的愚孝，這是壞的。

有熱愛父母，善事父母，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獻自己的力量，這是賢孝，這是好的。

《琵琶記》意在宣揚賢孝，宣揚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道德，這對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作品名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作品地位《琵琶記》的文學成就，大大超過了《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中的作品。

高則誠是在民間創作的基礎上，把戲文的劇本創作提高到一個新水準的傑出作家。

他在南戲發展史上的地位頗似雜劇發展史上的關漢卿。

《琵琶記》在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不隻影響到當時劇壇，而且為明清傳奇樹立了楷模。

所以，過去把它稱為“南戲之祖”。

人物鑒賞“儀容俊雅”、“德性幽閒”的趙五娘是個美麗端庄且具有一定文化修養(知經書，能書，善畫)的姑娘，嫁與同郡(陳留郡)蔡伯喈為妻。

故事發生的時候，她結婚才兩個月。

作者刻畫了“曠野原空，人離業敗”、“飢人滿道”、災害頻仍、官吏魚肉鄉裏的典型環境，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裏描寫了趙五娘悲慘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她在災荒歲月中兒獨自養親的艱難處境，從而以她的形象體現了封建製度下不能掌握自身命運的我國婦女在極端艱苦的生活環境裏的美好品質，正因為如此，趙五娘的形象贏得了幾百年來廣大讀者的深切同情，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地位。

首先，她不滿于丈夫被逼赴科舉考試之舉。

在此之前，出現在讀者面前的趙五娘是個怎樣的人物?“輻輳，獲配鸞儔。

深慚燕爾，持杯自覺嬌羞。

怕難主頻繁，不堪侍奉箕帚。

惟願取偕老夫妻，長儔奉暮年姑舅。

”(第二出《高堂慶壽·錦堂月》)這隻曲子展現了趙五娘在新婚不久時的心情：羞澀不安，對婚姻頗覺滿意，所一心向往的是與丈夫白頭偕老，侍奉好年邁公婆。

這與她以後反對丈夫拋親別家去京城應考的態度是一致的，隨著劇情的發展，不難看到她在整本戲裏是唯一不為功名利祿所動心的人。

當蔡公催促伯喈“快赴春闈”以“改換門閭”，並且以戀新婚、貪妻愛來苛責他，致使伯喈屈從父命時，趙五娘對此表示抗告，一方面埋怨公爹“見得好偏”，一方面指責丈夫“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頓忘”，有揆情理，欲偕丈夫向公爹進行勸諫。

一旦辭赴試不從的丈夫離家遠行，她叮囑他襦衣換青時切莫戀花柳，定要早辦歸程。

可見趙五娘對赴試求仕一事的態度是鮮明的。

以後，她總是把一系列變故、災難跟它聯系在一起。

把自己的不幸、痛苦和惱恨跟對它的怨恨聯系在一起。

在她的心目中，丈夫赴試求仕跟蔡門一連串不幸事件無法分開。

她顯然不同熱中于得到鳳冠霞帔的女人。

其次，她在侍奉老人方面自覺地承擔了最大的犧牲。

在趙五娘看來，慶幸夫妻恩愛與盡力侍奉二老沒有矛盾，它們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兩件事。

而且後者較前者更為重要。

“為爹淚漣，為娘淚漣，何曾為著夫掛牽”，“悲豈斷弦，愁非分鏡，隻慮高堂，風燭不定。

”(《南浦囑別》)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竭力撇開“六十日夫妻恩情斷”的悲哀，固然有避“迷戀”丈夫嫌疑的苦哀，也不能說沒有將偕老與侍奉視作一回事情的明確認識。

似乎是近“做作”的語言，其實卻正是特定環境中人物的特殊心理。

也正為如此，她有“我的一身難上難”的埋怨和浩嘆。

“輕移蓮步，堂前問舅姑。

怕食缺須進，衣綻須補，要行時須與扶。

”(《臨妝感嘆》)又是“怕”，又是“問”，竭盡心力，毅然挑起了代薄情夫婿獨自贍養二老的重擔子。

原本清貧的蔡家逢到飢荒年景之後，在遣兒科舉赴試問題上本就存在分歧的公婆現在隨著物質生活日益艱難其矛盾日愈加白熱化了。

而趙五娘艱苦備嘗，勞役不輟，支撐著一家口食身衣，同時勉力勸解二老，那種體貼入微、既以物質上又從精神上多方照顧慰藉老人的情懷確實感人至深。

在第七出《義倉賑濟》裏，趙五娘早已衣衫解典、囊篋罄盡，“說得不出閩門的清平話”，拋頭露面到官府乞領倉米，又遭到惡吏的欺侮凌辱，發出“千死萬死不如早死”的哀嚎，要投井自盡，可是當她想到二老會因此招致速死，又辜負了丈夫臨行的囑托，因而雖然力枯形憊也隻得隱忍止步。

得到張大公轉贈一點倉谷後，她安排一口淡飯權給二老充飢，自己隻拿狗彘食的谷膜米皮暗處吞咽，殊不料婆婆誤以為媳婦不盡心，辱罵她，疑猜她，眼看常見的婦姑鬧劇即將爆發。

但枯瘦如柴的趙五娘仍然堅持自我克製、犧牲，沒有聲辯，沒有反唇相向，也沒有去自尋解脫或自謀生路，拋棄風燭殘年二位老人。

這是何等感人的性格!在著名的《糟糠自饜》一出裏，趙五娘四支“孝順歌”借物抒懷，淋漓盡致地道出了這個普通婦女身世的艱難、內心的痛苦和始終不渝地侍奉二老的意願。

“糠啊，你遭礱被舂杵，篩你簸揚你，吃盡控持。

好似奴家身狼狽，千辛萬苦皆經歷”，這是就艱難身世的抒懷。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揚作兩處飛(這是喻赴試求仕)，一賤與一貴，好似奴家與夫婿，終無見期……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這糠啊，尚兀自有人吃，奴家的骨頭知他埋在何處?”這是實際上已成棄婦者內心痛苦的抒懷。

第四支是在公婆私下窺伺發現她吞咽糠粃時的曲子，“爹媽休疑，奴須是你孩兒的糟糠妻室。

”這糟糠妻典故的運用，不但表明女主人公對自己作為伯喈貧賤相守的妻子的認識，而且表現了她與二老死生不渝、風雨共舟的堅定信念。

自己咽糠，不讓老人知道，怕引起他們煩惱，受到猜疑後仍然忍讓著不予計較，這是多麽善良寬容的精神啊!二老相繼死去以後，趙五娘剪發買葬，十爪挖泥，羅裙包土，按那個時代的風俗埋葬和祭奠二老，為二老描容後行乞覓夫，把兒輩的義務盡到了家。

這正是《琵琶記》悲苦動人之處。

再是拒絕蔡公關于再嫁的遺命。

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的蔡公經過接踵而至災難的洗禮，頓悟強使獨生子赴舉一事致使合家不幸，尤悔致使媳婦墜入苦難深淵，並且眼看就要遭到滅頂，于是立下遺囑要五娘立即改嫁求生。

對此趙五娘斷然加以拒絕。

在丈夫榮枯不知、生死未卜、公婆死後祭奠乏人的情況下，取這種態度，既合乎性格的邏輯，也是忠貞愛情和不渝地侍奉老人這種信念的突出表現。

上述三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貫穿終始的是趙五娘傾身侍奉二老這一點。

應該認為，趙五娘這樣想，這樣做，有著現實的合理的思想基礎。

由于作者有“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的創作觀念，堅持把女主人公寫得真實動人，這個人物的性格就有了相當的深度。

第一，她作為熟諳儒家經典和傳統中關于侍奉舅姑之類教誨的女子，有“做個孝婦賢妻，也落得名標青史”(《臨妝感嘆》)的信念。

這裏面雖不免帶有封建倫理的時代烙印，但她對什麽是孝婦賢妻有自己的理解，即真心實意地把公婆作為應該衷心敬重和熱愛井為之承擔最大犧牲的爹娘，這中間沒有多大牽強做作的成分。

“媳婦便是親兒女”，這是趙五娘性格音符中的最強音。

她把婆媳關系與母女關系劃上了等號，生動地體現了古代勞動人民對家庭關系的傳統意識的合理一面，與封建倫理中森嚴僵冷的等級觀念大相徑庭。

第二，趙五娘對于父母育兒劬勞有自己的認識和體驗。

《路途勞頓》中“銷金帳”後四支曲中前三支實際上是對于蔡公蔡婆養育伯喈過程的影射，後一支呼吁伯喈一類男子學一學返哺的“慈鳥”。

這就說明，她對公婆的孝順，並不是盲目的行為，乃是當子女的報答父母恩情的普遍心理表現。

第三，毋庸諱言，趙五娘是被作者作為孝婦來頌揚的，通篇不乏封建說教的語言，但即使對于這些描寫和議論，也應該具體的分析。

譬如有的是當時的習慣語，如“一馬一鞍，誓無他志”；有的是封建觀念與健康感情的雜揉，如“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婦”；不能全盤否定。

對于整個情節中“生事、死葬、葬祭”的模式，這是時代的反映，更不宜予以苛求。

越劇劇目傳統劇。

故事來源于明代高則誠的古典戲曲名著《琵琶記》。

劇目簡介寫漢代名士蔡伯喈赴京應考，招婚牛相府3年不歸，父母死于災荒，妻趙五娘賣發葬親，身背琵琶，上京尋夫。

終于夫妻相逢書館，歸宗祭墳。

演出歷史小歌班梅朵阿順班曾于民國6年（1917年）9月1日，在上海鏡花戲園上演該劇。

在紹興文戲及新越劇時期，男、女戲班均有該劇演出。

1953年9月，合作越劇團根據高則誠原著改編的《琵琶記》演出于金都戲院。

改編孫旭、導演金風、編曲劉如曾、技導汪傳鈐。

戚雅仙飾趙五娘、畢春芳飾蔡伯喈、陳金蓮飾張廣才。

1956年，合作越劇團攜該劇到北京演出，周恩來總理曾到人民劇場觀看，在幕間休息時到後台會見全體演職人員。

劇中"糟糠自咽"、"剪發賣發"、"描容上路"等場，有大段唱工，成為戚雅仙流派唱腔的組成部分。

"剪發賣發"、"描容上路"、"南浦送別"等場的唱腔，1956年，由中國唱片社灌製成唱片4張。

40年代，大中華唱片公司灌製了錢秀靈演唱的《掃松》、傅全香演唱的《趙五娘》和陳素娥、何美芳演唱的《琵琶記》唱片各1張；百代公司灌製了徐天紅演唱的《掃松》和邢竹琴、王水花演唱的《趙五娘》唱片各1張。

1982年，中國唱片社將徐天紅演唱的《掃松》重製出版。

劇目古裝劇。

郭漢城、譚志湘于1995年據高則誠同名南戲改編。

劇情簡介寫美麗賢淑的趙五娘，新婚兩月即與丈夫蔡伯喈離別。

陳留遭災，三年荒旱，赴京趕考的蔡伯喈一去不復返，趙五娘嫩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擔，侍奉公婆羹湯茶飯，自咽糟糠，雖有古道熱腸的鄰裏張大公相助，但年邁的公婆盼子不歸，加之少吃缺穿，還是凍餓而死。

趙五娘剪發賣發，麻裙兜土，親手造墳埋葬了公婆。

而後她隻身背著琵琶，千裏尋夫，一路上賣唱乞討，歷盡千辛萬苦。

蔡伯喈考場得意，不但得中狀元，而且被當朝宰相招為女婿。

面對溫柔嬌艷的相府千金，蔡伯喈是欲愛不能，欲罷不忍。

他日夜思念父母雙親，思念結發之妻趙五娘，欲回鄉裏，又為牛相羈絆，蔡伯喈陷入深深的愁苦之中。

善良的牛小姐雖然嫁得如意郎君，卻得不到丈夫真正的愛。

丈夫終日悶悶不樂，她不解內中因由，百般勸慰，終無所獲。

牛氏亦陷入苦悶之中。

趙五娘終于走進牛丞相府，經過千折百回，她終于與丈夫相見了。

蔡伯喈認下糟糠之妻，皇帝旌表蔡氏一門，這似乎是一個美妙的大團圓，但趙五娘、蔡伯喈、牛小姐內心卻充滿了悵惘、凄楚、失落……他們演出了人生真實的一幕——大團圓的悲劇!深沉、凄婉而感人。

琵琶記編劇的思考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格。

《琵琶記》引起的是我們對于中華民族性格優質與劣質的思考。

無疑，在趙五娘、張大公的身上閃爍著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光輝，絕不能簡單地冠以封建道德忠、孝、節、義，就是在當今年代，仍是美好的，值得弘揚的道德優質，因為他們體現的是人民的道德觀。

如果說皇權是有形的鎖鏈，那麽封建道德觀念則是無形的枷鎖。

皇權、封建意識、輿論、文化觀念、社會環境，這一切的一切，造成了蔡伯喈、牛小姐的軟弱與卑怯，但他們畢竟是反抗過的，有憤懣，有痛苦的呻吟。

然而，強大的封建勢力決定著他們的悲劇命運，其中也包括美好的趙五娘。

這就造成了逆來順受，忍受中求得生存等我們民族性格中的劣質。

畢竟這是一個優秀的，覺醒的民族，每一個人都在本能地做著打碎鐐銬的奮爭，蔡伯喈的辭試、辭婚、辭官，張大公的刻碑三打……他們的行為是一個有為民族的象征。

我們想《琵琶記》對一個民族的勃發奮飛是有認識價值的，于是沿著這條思路，我們做了《琵琶記》的改編工作並使之立于舞台之上，獻給親愛的觀眾。

郭漢城譚志湘寫于1995年2月。

演出歷史由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演出。

1995年10月參加第四屆中國戲劇節，獲優秀編劇獎、優秀表演獎；楊小青獲優秀導演獎，胡夢橋、陳國良獲優秀作曲獎，何禮培獲優秀舞美設計獎，周正平獲優秀燈光設計獎，餘芳獲優秀服裝設計獎，司鼓王慶躍、主胡王天宏獲個人優秀伴奏獎。

主演江瑤、黃依群、洪瑛獲優秀表演獎，吳春燕獲表演獎。

同年在浙江省第六屆戲劇節中獲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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